第29期
2021-04-08

全球化的未来:一个更平,更深的世界?

世界不仅仅是平的,还是脆弱的。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开放的。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暴露了现阶段全球化发展的问题。一方面,科技创新驱动全球化快速发展,将劳动力、生产和市场的分配重新洗牌。另一方面,随着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范围内兴起,促使部分国家和地区提倡去全球化政策,给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此外,自疫情暴发以来,中美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在地缘政治动荡,身份政治兴起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化的未来将如何发展?


3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邀请到《世界是平的》作者、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知名作家、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与CCG创始人王辉耀展开对话,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的新趋势、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如何建立中美双方信任、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等话题深入探讨。本次对话由中国网与全球化智库联合推出。


王辉耀:


记得在2017年我们曾邀请托马斯?弗里德曼来到CCG演讲,他的观点广受欢迎。他是著名的记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和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是中国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你的《世界是平的》是中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在2012年10月,你写了一个专栏,叫做“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所以,看到你如此密切关注中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现在处于波谲云诡的时代,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交织,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现在处于困难的位置。我们现在正试图分析下一步该怎么做。今晚我们愿与你就你的观点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也是CCG中国与世界线上系列研讨会的一部分。该系列会议于2020年启动,旨在邀请学者、专家、政府顾问、商业领袖讨论中国和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和挑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去CCG的北京中心多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在你那里做讲座,我在我办公室也接待过你的访问。我们总是有自由和坦率的讨论,我从中学习和受益。我期待着今天与你们在一起对话,与中国听众进行交流。


世界不仅仅是平的,还是脆弱的


王辉耀:


托马斯,你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畅销了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很多人。在那本书中,你谈到了全球化,你把全球化分为三个层面:国家,公司,个人。所以从国家来说,几千年的竞争让世界变平了。公司基本上可以扮演很好的角色,扩大了全球化。而现在,在2000年的互联网革命中,我们有了个人,全球化更加深入。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全球化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你对全球化新发展有什么看法?我们应如何看待全球化能否继续引领我们的新趋势呢?


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每当我参加这样的线上研讨会时,人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世界仍然是平的吗?我总是以微笑开始,因为我说,等一下,我坐在我在马里兰州的办公室里,我的朋友王辉耀坐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我们以两个个体的身份,坐在办公室的两端进行对话,世界还不是平的吗?世界比以前更平坦了。


我在2004年写《世界是平的》的时候,Facebook还不存在,Twitter仍然是一种声音,“云”还在天上,4G就像个停车场,大数据是说唱明星,Skype是一个印刷错误。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写完《世界是平的》之后出现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把不同的节点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顺畅连接,加速这些节点之间的连接。但我们还做了第三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移除了很多在这些节点之间阻碍流动的缓冲区。想想今天苏伊士运河上发生了什么。苏伊士运河上有一艘船被困住了,在欧洲有一家公司正在等待中国的供应,因为需要及时交货补充库存。但是当我们取消阻碍的时候,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快。


世界不仅仅是平的,它还是脆弱的。因为当你连接了这么多节点,然后你加快了这些节点之间的连接,但你取消了缓冲。你会变得脆弱,因为现在我可以比以往更快地将不稳定性从我的节点传递到你的节点。自从我写《世界是平的》,很多人写书说它不是平的,它是尖的,它是凹凸不平的,它是弯曲的,它是崎岖不平的。所有这些书都是错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坦。


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开放的


王辉耀:


托马斯,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我们更多的参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速发展。此外,资本、商品和人才的流动都变得比以前更快了。在疫情暴发前,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民众跨太平洋流动。我们每年有4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有300万中国游客去美国。疫情前中国出境旅游达到1.5亿人次,其中1000万人去日本,1000万人去泰国,300万人去美国。我们在未来会看到什么?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你认为未来的趋势如何?我们是否看到了新的发展趋势?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如果我给它起个名字——但是其实它还没有名字——那就是《世界不仅仅是平的》。这个世界是快速的,融合的,深度的,开放的。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词。


首先,当我说世界很快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技术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随着芯片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发展得很快。


第二,现在的世界不仅仅是平的,它是融合的。我们不只是相互联系,我们还相互依存。一艘船被困在苏伊士运河,里面有我在等的东西。在北京的辉耀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不仅联系在一起,我们更是融合在一起。我们也被气候融合在一起。美国对气候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加拿大,澳大利亚处理森林火灾的方式影响了新西兰。所以我们被科技和气候融合在一起。


第三,世界变得越来越深刻。深刻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词。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各处放置监测设备。几千年来,世界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只是听不见。IBM几年前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占用了纽约州的一个湖,他们把传感器放到湖面,放到湖底,从湖的一边放到另一边。湖就在那里,和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一样美丽。突然间,湖开始说话了,开始讲述底部发生了什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下一层发生了什么,有鱼,有乐趣,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会想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已经很深入了。我们不得不创造一个个新的词语形容我们深刻的状态、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医学、深刻的研究、深刻的伪装,来描述深入我的内心的事实。我可以坐在华盛顿,我可以从谷歌地球和欧洲航天卫星上查看中国不同地区的公开卫星图片。我也许能找到你的办公室,看你能不能来上班。此外,中国人可以看到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乡。所以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


最后,它变得非常开放。每个公民现在都是狗仔队,电影人,记者,出版人,没有编辑,也没有过滤。我家乡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位市民,拍了一张警察的照片,他的膝盖压在了一个叫乔治?弗洛伊德的人的脖子上。有人用手机拍到了,乔治?弗洛伊德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在中国,人们都知道乔治?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能够讲述这个故事。中国也是如此。所以世界正在变得快速、融合、深刻和开放。这个快速、融合、深刻而开放的世界。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世界正在与民族主义趋势作斗争 


王辉耀:


当前世界治理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而随着世界的快速变化,这种体系还足以应对新挑战吗?世界如此多变,治理体系需要做出反应。新冠疫情给世界造成巨大创伤,为如何尊重自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尊重气候,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拜登总统上台以后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总统令,而你曾在拜登总统就职前采访过他。你怎么看待正在重新建立的缓冲区?我们是否会因为全球治理的落后而失去缓冲区?


托马斯?弗里德曼:


当世界变得如此快速、融合、深刻和开放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治理它,无论是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还是国际层面。这就是复杂的、适应性的联盟。就像气候剧变,气候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不仅是自然气候,科技和全球化的气候也在变化。在自然界中,当一个生态系统经历了气候变化,这个生态系统会变得繁荣、继而生存下去。它们拥有复杂的、自适应的网络。世界也是如此。


只有复杂的适应性联盟才能有效地发挥这个世界的优势,并起到缓冲作用。问题是,当需要复杂的适应性联盟、需要更加开放和合作时,政府就会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国家、公司、政党内部也变得越来越部落化,而世界正在与这种趋势作斗争。


王辉耀:


在全球治理真的落后于全球化时,各国政府不能被民粹主义所绑架。  


托马斯?弗里德曼:


有一系列新问题只能通过全球治理有效处理,例如网络、资本流动、贸易、气候、劳动力流动。当需要全球治理,但没有全球性的政府时,我们该怎么做?

 

当中国制造“深层产品”,中美价值观差异凸显 


王辉耀:


缺乏全球治理,是因为没有全球政府。联合国的作用还不够,二战后世界体系中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中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这样的世界走过了75年。但新挑战来临,原有的治理体系是不够的。中国处于全球化浪潮中,今年距基辛格秘密访华已经过了5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了,GDP增长了12倍。中国拥抱了全球化,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减贫目标。但中国也经常被西方国家指责。我曾读过你1月26日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文章中说美国的社会主义是富人的,资本主义是其他人的。10%的美国人拥有80%以上的股票,他们的财富在30年里增长了三倍多。而底层的大多数美国人民收入却没有增长,这就是美国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把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矛盾归咎于中国。但中国产品出口美国,实际上使美国保持低通胀。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中国之所以让8亿人摆脱贫困,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极端差距和极端贫困。不能不看到自己的问题,也需要达成一些全球新共识、新叙事。你是怎么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中美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纪元。我称之为无意识融合的时期。作为一个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建立供应链;作为一名美国家长,可以让孩子在中国上大学、学习普通话;作为美国雇主,可以雇用最好的中国技术人员。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公司希望在纳斯达克上市,可以拥有一个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家长也可以让孩子在美国上学。


在这40年里,某种程度上,中国和美国在这40年里融合在一起了。不幸的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结束了?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卖给美国的大多是“浅层产品”,穿在身上的衣服、穿在脚上的鞋子、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而美国有“深层产品”,比如电脑、软件等。当中国只向美国兜售浅层产品时,从政治上讲,美国不在乎中国是专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素食主义者,那不重要,因为中国只是浅层产品的提供者。但随着中国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制造深层产品。比如华为、5G,都是非常好的深层产品。如果中国想卖给美国深层产品,价值观的差异就变得很重要。这就是两国之间缺乏信任的症结所在。


40年世界相对和平与繁荣核心是中美关系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中国有14亿人口,所以中国始终把重点放在大局稳定上,但美国的价值观是个体优先。突然之间,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差异,这是40年来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的。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差异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中国现在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大,他们更加有能力在国内外证明自己及其价值观。


因此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一大问题是,我们可以回到联合、共享的模式吗?在1979年至2019年这40年中,世界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其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如果我们把它撕裂,世界将不会繁荣,也不会和平。当它变得快速、融合、深入和开放时,将不会受到它应有的方式的约束,因此两国需要进行深入的对话。我们必须进行诚实的交谈。


王辉耀:


我们需要审视不同的价值观,能否求同存异,但也应该有一些新的叙事,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来一直在对外开放,而且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四十年前来过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意识到这一沧桑巨变。特别是今年,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已实现8亿人脱贫,已经完成了“十三五”计划和第一个百年计划,他们现在正在启动“十四五”计划以及到2035年,中国希望将其GDP翻一番和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因此,美国前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曾说,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国人非常努力,因为他每次来中国时,感觉中国人勤劳勤奋,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工作。其次,他认为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价值观,因为他们非常尊重老年人和集体主义。第三是教育——在中国,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个孩子,整个家庭都在出力抚养他成为人才。


因此,中国的成功并非真正像某些美国人所理解的纯粹是旧的传统的方式。 如今,通过结合了技术、民主、市场、经济和精英管理的体系,中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如果中国使8亿人摆脱贫困,能使新冠肺炎伤亡人数比例很低,这可以是中国实现的最大的人权成就。


另外正如您所说,中国有14亿人口,大局稳定始终很重要。中国已经建造了全球2/3的高铁,建造了全球前十大港口中的七个,与130个国家/地区成了最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贡献了超过1/3的全球GDP增长。因此,就KPI而言,中国表现很好,西方为何不能更多认可和接受呢? 


我们应该对不同的制度有更多的包容。就像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竞争激烈但也可以有合作。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们可以有和平的竞争与合作。因此,不能再发生冷战了,许多人都认为彼此之间应该既开展合作也可以和平竞争。



应增强中美对彼此的理解与交流


托马斯?弗里德曼:


中美注定需要合作,需要回到对话。但是如果我们不寻求中美合作的方法,世界将年复一年地陷入不太平的危险境地。



王辉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在道义上有责任和义务合作,双方的新闻工作者互派也应该重启,中美关闭的领馆也应该重启,我们应该加强交流。中国有40万留学生在美学习而美国只有一万学生在中国。我希望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来中国,了解中国。更多美国人来中国旅游和文化学术交流等,百闻不如一见。在社会和公民层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欢迎外国使节和记者来开展更多对话和交流。我们应该和对方交流而不是仅仅和别人谈论对方。香港问题也是如此。现在,香港局势不再动荡,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跨国公司都在香港正常经营,人们出行感到更安全。其实香港这些攻击香港立法会和美国攻击美国国会的暴徒性质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不同的标准看待他们。我们真的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开展很多对话交流,我们也需要鼓励双方记者推动对话。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无论你们想去美国的哪里都不应该被限制。


王辉耀:


是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是可以开放的,我认为开放真的是一个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很好的办法。您还提到了“脱钩”,我认为要“脱钩”是很难的。当您提到华为的时候,您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说或许我们应该让华为在美国一些州先试验运行,这样才可以建立信任。我们之间信任的建立应该在拜登政府时期重新开始。



中美之间经济依赖程度越深 政治也越会遵循该合作趋势


托马斯?弗里德曼:


如果中美陷入“科技冷战”,这对世界可能没有那么坏,但是却会伤害美国。如果中美都存在科技生态系统,我不敢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出于技术还是经济考量会做出加入美国科技生态系统决定。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我认为世界最好的情况就是相互依赖。我希望中国可以依赖英特尔的芯片,同时我觉得美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也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依赖程度越深,政治就也会越来越遵循这个合作趋势。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从1989年之后就总到访中国。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会越来越壮大,人们不仅仅是脱贫,还会大量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中国的发展趋势。


每年有多少中国游客出国旅游?几千万上亿。我相信中国发展不仅仅是脱贫,还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会出国旅游,会希望留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中国开放的趋势会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自信。我认为我们融合得越深,就会有越多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信任是核心问题。


中美做出更大努力将改变双方关系走向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经常问自己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何争斗?”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比美国更加资本化市场化了。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中美在价值观上有冲突。


显然,中美是两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但这一切都应该是可控的。这确实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疆或香港问题上建立互信的举措对中国来说会是艰难的。在华为等问题上建立互信举措对西方来说也是艰难的。


美国人可以进行一个测试,比如,你可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安装5G,我们会看你做得如何。如果你表现好,遵守我们的法律,你就能去俄克拉何马州开展华为业务。中美吸引了对方的注意。现在,我们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这并非易事,而是难事。


现在,中美双方都没有做出努力,因为对美国来说,现在让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在政治上是困难的,这将会是一个挑战。对中国来说,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采取我们一直谈论的举措也会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双方现在都做出努力,那就会建立起强大的互信,那将会是真正改变当今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


王辉耀:


我认为你提到的建立信任与信心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你直击问题要害,“我们为何争斗?”当两国联系如此紧密的时候,还有什么争斗的意义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不久前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美贸易战造成美国GDP下降了0.5%,损失了二十至三十万个工作机会。实际上,许多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额比在美国还多。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特斯拉在中国仍然全面投产,盈利颇丰。此外,沃尔玛从中国采购了许多商品,中国还是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市场,因此,中美两国交织如此紧密。


托马斯?弗里德曼:


对我来说,中国是我的图书的第二大图书市场。除了美国,我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的销量比其他国家都多。所以,我明白中美双方融合的好处。我们需要解决严重的贸易和公平问题,但我们不能采取阿拉斯加会谈开场白的形式,要在贸易等问题上采取真正有力的措施。这才是真正能够改变双方关系动态的事情。


王辉耀:


我发现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总统没有提及竞争对手,而是谈论竞争。他最近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中美不寻求对抗冲突,且中国一直在强调和平共处。


中美应在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多对话和合作


王辉耀:


拜登总统将在下个月的世界地球日举办有关气候问题的峰会,邀请了许多领导人,也希望习主席前往参会,这样两位领导人就有机会再次对话。我认为我们需要动力对良好对话的重新开展进行助力。我注意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许多美国基金会发起了中美学者交流项目。我们希望富布赖特学者计划能够重启,成都和休士顿的中美领事馆可以恢复,留学生交流项目也能得到重启。拜登政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他们似乎不再像特朗普那样,似乎变得更加务实。他们也不再逮捕、指控更多的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也没有称所有中国留学生为间谍。


如你所说,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我们有共同价值观,比如世界的繁荣和和平,我们就可以摒弃某些老式思想,聚焦现实,注重效率和效果。我注意到,美国国会可能有两种共识,一种关于中国,另一种关于基建。美国需要改造其基础设施,而在这方面,中国领跑全球——中国有最长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80%最高的桥梁都建在中国。所以也许中美可以在基层设施上合作。你刚才谈到德克萨斯州,美国从德州内陆出口能源到中国的价格是从德州海岸出口能源到中国的两倍,因为德州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中美应该可以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因此,中美在基建上通力合作可能是个好主意。也许我们可以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升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让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未参与的国家加入,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后,全球抗疫战后,我们可以为全球治理机构增添新的力量。新机制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定,而不是缺乏治理,各国争斗,那样,我们就真的离战争咫尺之遥了。


所以,我们如何改善中美关系?我认为像您这样的意见领袖十分重要。您近期在纽约时报专栏发表的文章《中国不再尊重美国,他们有理由这样做》,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我想问,如果中国的方法不对,中国如何取得这样出色的成就?当然,中国参与全球化是一个因素,但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和发展逻辑,例如,在中国社会中,人们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牺牲个体自由,以保证社区和集体的健康,比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以,我们在文化而非意识形态上有些不少差异,当我们发现差异时,可能需要更加小心与求同存异。


托马斯?弗里德曼:


对我来说,90%的美国政策都是为了让美国更加强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投资自己的基础设施、教育、政府资助的研究,利用移民优势,我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包括中国人才。所以,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相信我们有合理的议题,如道德、外交和伦理问题。中国有成功道路,我们也有成功道路,但美国偏离了它。如果我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吸引力的经济体和社会,对我来说,那就是最好的政策。


我的文章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我指出了中国在教育、基建和科学方面做得有多好。人们说:“弗里德曼,你爱中国。”其实我想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坦白说,我正尝试使用中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科学和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功,来激励和挑战美国。在冷战期间,我们为什么要建设高速公路系统?因为我们认为冷战需要。我们为什么要竞相登月?因为我们认为和苏联竞争需要。说实话,当我们在国外没有挑战者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就会变得有点懒惰,想要安定下来,正如我文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丝毫不耻于谈论中国的成功,告诉美国人,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的成功道路上,中国就会领跑全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这就是我毫无歉意地指出中国正在取得成功的策略。我不希望中国失败。我认为,如果中美共赢,世界会变得更好。最好的例子就是制定最强大的人权、经济和外交政策,相信我,世界会有所回应。


王辉耀:


你提到美国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吸纳人才。也许拜登政府会在此采取更多行动,比如欢迎外国学生。格雷厄姆?艾利森对我说过他采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美国从70亿人中挑选人才,而中国从13亿人中挑选人才,所以我们确实也有很多向美国学习的地方,或许是吸引更多美国留学生来到中国。你说得对,需要切实增加中美的理解互信,因为我们感到,在美国,了解中国的人并不多。你是例外,因为你对中国如此了解,我们希望可以多举办这样的对话。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我们要进行和平竞争,而非对抗。我们存在不同之处,让我们共同建立一个更透明的有关竞争规则的机制。例如,我们可以一同改革世贸组织(WTO),事实上,全球化智库(CCG)也在不断建议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最高领导人表示,我们愿意考虑加入CPTPP。其实这是美国设计的高贸易实践标准的CPTPP,我们的考量是积极的,中美也可以在气候变化上开展国际合作。所以,与其在贸易和关税上进行贸易战,不如利用多边机制和投资条约,例如中国与美国也可以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


中国和美国需要给彼此留下一个全新的第二印象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多次访问过你们智库,我一直感谢你们提供给我坦诚对话的交流形式。我所讲即我所想。我从你们的交谈中获益,在维护你们的体制时,你们十分坦率,我也如此。


这正是我想传达的。你只有一次机会留下第二印象。不是第一印象——你只有一次机会留下第二印象。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需要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双方都需要给彼此一个全新的第二形象。我认为只有当双方都付出了一定努力,人们说,哇,这对中美来说都很难做到的时候,那才会发生。我们需要引起对方的注意。这非常重要,我想要告知这个友好的建议。你不想被看作霸权者。没人喜欢霸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没人喜欢美国。冷战后,我们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可以去任何地方,让各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霸权者,没有人喜欢霸权。当人们看到你做了努力时,人们青睐并愿意作出回应。我们需要那么做,中国也需要那么做,这样我们都能够给彼此留下第二印象。


王辉耀:


当然,讲好中国故事有更好的方法。我高兴地听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不再把推翻外国政权作为美国的目标。现在,世界更需要和平共处,中美需要彼此来合作维持全球稳定。


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认为发生在阿拉斯加的事情对中美双方而言,是一次必要的阐明自身关切的行为。双方都需要阐明自身关切。乔?拜登是个好总统,他行事稳重,和特朗普不一样。他是能够进行严肃对话的伙伴。现在,我仍然希望双方能够说出心里话,这样他们就能坐下来,进行像你我这样坦诚、相互尊重的会谈,同时,我们也同意做出一定努力,把双方关系推动到所需的地步。


王辉耀:


是的,我们需要阐明自己的关切,好在之后进行冷静友好的沟通。


责编:蒋新宇 郭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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